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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艺术历史研究学者Arnaud Timbert曾指出，在最初建造哥特式建筑的时候，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人们在建造过程中不断对建筑技巧、建筑材料以及工匠选择等事宜进行交流、讨论。在12、13世纪时，能够设计建造哥特式教堂的团队非常少。通常一个建筑师以及他的团队在谈论如何建造一个教堂的同时，他们同时也工作于别处的教堂。建筑师们不断地交流和不懈地探索，在各种智慧的交汇下，法国以及整个欧洲的建筑艺术得以不断向前发展。
历史学家曾指出巴黎圣母院在建造的过程中出现倾侧的情况，建筑师凭借着对建筑材料的了解，包括石材、染料、金属，对建造方案进行修改、改良以解决问题。例如，他们使用铅来卡住窗上的玻璃，这种柔软并具有延展性的材料可最大程度低减少玻璃破裂的风险。
在巴黎圣母院教堂建造工程的尾声，建筑师们开始为圣母院的内外墙壁上色，这一决定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美丽迷人的外观，其实也是出于对墙面的增添一层保护面，使得石壁能隔离冬季的寒气，减少损耗。同时这一层染料能够反射阳光，使得整座教堂看起来光芒四射，带有浓厚的基督教象征意味。整个13世纪时期，巴黎圣母院教堂统治着整个巴黎。王国首府巴黎很快成为了西方的基督教世界中人流最密集的城市。巴黎圣母院的前广场上聚集着商人和工匠，大大小小的社会活动在此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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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圣母院教堂中殿的正祭台附近，有一尊腓力二世（Philippe Auguste）的雕像，这是在圣母院里极其少见的皇室见证物。这意味着，在法国国王与圣母院教士之间关系匪浅。在某种程度上，这尊处于教堂中心的雕像成为了一种政治宣言。
同样地，400年之后，太阳王路易十四在巴黎圣母院教堂的中殿竖起了一尊天主的大理石雕像，旁边围绕的分别是他和他父亲路易十三的雕像，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教堂和王室之间的密切联系。教堂中最神圣的地方，摆放着一些圣物，比如盛着5位天主主教遗体或者圣龛等。国王雕像与教堂圣物之间的相映成趣，无形中显示出宗教对君主政体的影响宣扬出一种威望。即是君主政权的宣传，但在道德的层面，教士也在利用与皇室的结盟带来的影响去传教。
圣母院内观——玛丽皇后出现在路易十六长子的出生谢主恩典上的场景
Vue intérieure de Notre-Dame au moment de l'arrivée de la Reine, pour l'action de grâce de la naissance de Mgr. le Dauphin -Source gallica.bnf.fr
一个世纪后，巴黎圣母院逐渐失去光辉，法国大革命留下的伤疤让圣母院更黯淡。1831年，法国文豪维克多·雨果出版的小说《巴黎圣母院》获得了巨大的反响，自此以后，巴黎圣母院成为了法国最著名的天主教堂。1845年，建筑学家维欧勒·勒·杜克（Viollet-le-duc）启动并了巴黎圣母院的修复工程，决心把圣母院重新修复回原本的模样。维欧勒本人活力四射、热爱考古，想通过中世纪的建筑方式去还原巴黎圣母院，其中包括修复飞扶壁和砖石、墙饰雕像，重新装潢建筑外部玻璃花窗、中世纪石鬼像(Chimère)等。
ŒUVRES. Notre-Dame de Paris. Hugo, Victor - Source gallica.bnf.fr
《巴黎圣母院》作者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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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欧勒还翻新了内部的装潢。包括小礼拜堂内的中世纪风格壁画，主教堂里收纳礼拜物品的圣具柜，例如存放着荆冠的圣物盒。这个圣物盒由维欧勒指定设计，上面镶嵌着绿宝石、蓝宝石等精贵宝石。这些宝贵的遗物重现了中世纪的工匠技艺和当时的艺术文化。另外，维欧勒也原创了一些哥特式家具来作为礼拜堂里不朽的象征。
此次工程还建造了一个比中世纪时期更高的塔尖。这座高塔周围被基督的十二使徒铜像围绕着，于18世纪末竣工。在塔尖的屋架之下，有建造者们在当年留下的劳动印记。这个屋架被认为是塔尖的一份杰作，一份纪念之作，因为建造者们在这里留下了各自的姓名、日期，作为他们手工业行会的一个证明。19世纪是手工业行会盛行的时期，这些团体都是从中世纪不同的门派中传承下来的群体。因此，在他们修建的建筑中，每一份工艺的表达都是一种延续与传承。
总体来说，维欧勒重新营造了巴黎圣母院教堂的中世纪氛围，准确说来，应该是他“创造”出了中世纪文化。因为19世纪的人们都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探索着中世纪文化，分析、归纳和总结着各种艺术形式，研究各项工艺技术。所以可以说是维欧勒和建筑师们一起创作打造出了一份中世纪风格的作品。
另外，此次修复工程还给这座中世纪教堂注入了19世纪建筑艺术时代特色。因为他不满足于单纯的恢复工作，而是想革新圣母院，通过自己对中世纪的一些思考去创造新鲜的事物。作为一个中世纪的建筑，巴黎圣母院变成了一座理想化的教堂。巴黎圣母院处于巴黎的焦点地带，代表着权力的中心。我们在修复巴黎圣母院的同时，也是在改变着这座城市。这并不是对历史的再现，更是对历史的延伸，具有更深远的意义。
1804年，巴黎成为了法兰西帝国的首都。拿破仑决定在巴黎圣母院教堂举行他的加冕礼。此次国王加冕礼仪式共由两部分组成，首先是由罗马教皇庇护七世亲自为拿破仑加冕的典礼仪式。巴黎圣母院教堂既代表了君主政体的沿袭，同时也是宗教信仰的象征，这正是拿破仑想要建立的法兰西帝国的两面性。另一场世俗典礼则在教堂中殿的另一头举行，拿破仑站上讲坛，面向众人，宣誓将继承法国大革命精神，将革命进行到底。在同一个教堂举行的两场典礼使得拿破仑的加冕具有双重性，因为他同时受到了宗教和世俗上的认可。自此之后，巴黎圣母院教堂便成了一个国民大教堂。
从20世纪开始，共和国开始在巴黎圣母院教堂举行典礼以向国民英雄们表达敬意，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为牺牲的勇士们而举行的宗教典礼，1929年，为法国元帅福什（Foch）的逝世而举行的纪念仪式。
1944年，巴黎解放。8月26日，联军回到了首都，伴随着巴黎人民的欢呼声，戴高乐将军穿过了香榭丽大街，在巴黎圣母院教堂举行了纪念典礼。巴黎圣母院，不仅是法国重要的历史遗址，同时也是新共和国诞生的重要象征物。
1944年8月26日，法国群众在巴黎圣母院教堂前广场等待戴高乐将军的到来。
source Préfecture de Police (Paris), Musée Carnavalet, Histoire de Paris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政府在1970年的11月12日于巴黎圣母院教堂为戴高乐总统举办了官方吊唁仪式。26年之后，法国前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 (François Mitterrand)的吊唁仪式也是在此举行。这是法国历史上独特的一次，在1996年1月，作为法国前任社会主义总统，弗朗索瓦· 密特朗逝世之后，政府决定将两次宗教典礼分割开来，两次弥撒分在了于Jarnac[雅尔纳克]的遗体埋葬仪式，以及在圣母院举办的纪念仪式。同时，电视台也会特别扩大在圣母院举办的仪式所带来的影响。除了来自异国的总理们之外，不同派别的法国政府官员们，法国市民们都齐聚在了教堂里共同哀悼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的逝世。
尽管之后政教分离，但巴黎圣母院在法国人眼里不仅仅只是一座具有宗教意义的教堂，它还是一座国民纪念堂，象征了国家的统一。因此时至今日，人们仍然会选择在巴黎圣母院举行各种重要的典礼。
从中世纪穿越到今天，承载着历史的巴黎圣母院依然是一个传奇之地。几个世纪的沧桑岁月让她愈发闪耀，成为法国最美丽的徽章。
